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今又清明

作者: 余运桥2017/07/15情感散文

年年清明,今又清明。我的清明满是忧思,那些关于二姐的记忆,让我心痛得无法安生。也许写一点文字就能慰藉惆怅的自己,也许片刻回忆就能感恩二姐对我们这个家庭太多的付出。是否如此,我真不知!或许天上的二姐能感知小弟对她的感激之情,不然,二姐又为何常常入我梦中,今又为何与我在笔下对视?

二姐幼时就曾差点死过一次,娘说,在她几岁时,有一次昏倒在灶台旁人事不省。娘那时年轻,慌乱之中只知道痛哭,哭声引来好心邻居,邻居闻了闻鼻息说,二姐只是饿晕了。娘借了一把米熬成稀粥将她救活过来,然后赶紧徒步走了几十里路,东问西找到姑奶奶家借了几斤碎米回来,一家人顿顿熬菜粥糊喝艰难度日。那时的家有年轻的父亲、母亲,年幼的大姐、二姐和哥哥,还有一个家是守寡的奶奶与一生未曾结婚有些弱智的叔父相依为命,因为贫穷,可怜的一家人不得不分成两个家来过。也因为无辜戴上“地主”的帽子,被扫地出屋。这两个所谓的“黑五类”份子家庭,都遭受着批斗、饥寒、歧视的多重煎熬,总是盼不到天明。这些事娘不知在我面前提过多少次,每说一次都像针刺一样灼伤我的心。但我愿意听,而且经常把这些家史讲给女儿听,让她知道爷爷奶奶怎样把与命运抗争的基因传给了姑妈们、大伯和我,她又该如何继承?

二姐的坚韧在我对人世有了认知后体会更深。我清楚地记得走合作社时,她和几个小伙伴是怎样趁着浓浓夜色偷偷跑到邻村扛回一大捆稻谷,然后紧锁大门,悄悄用菜刀把谷子刮得干干净净。那该要穿过多少串零星的鬼火,躲过多少双警惕的眼睛,还有多少阵犬吠声,一个所谓的地主后代,也许还要承受难以预测的批斗压力。但生活总得继续,大姐的本分老实只能让二姐挑起这份重担,她别无选择!我还清楚地记得走单干时,有一天她是怎样面对村长一家人欺负我父亲时怒目圆睁,将冲担(挑稻谷的工具)插在稻田中央,大喝一声“有种的冲我来,今天老子和你们拼了”,村长一家人懵了,围观的村里人折服了,这个姑娘就像是一个不怕死的儿子!我已记不清家庭的地主身份和极端贫困给一家人带来了多少不幸,那是一个我们无法选择的时代,就像我们无法选择这个家庭。一个几代单传的家庭,一个被地主的帽子重压了几十年的家庭,这就是我们的宿命。

后来,我舍不得的二姐嫁了,嫁到邻村一个并不富裕的家庭。姐夫靠种田和打渔为生,生活过得紧巴。即使如此,二姐每次上早市卖鱼回来,总要绕回家从破窗户丢进一两条鱼让我们打打牙祭。每到农忙季节,她都要忙完自己的责任田后跑回来帮助父亲和娘干农活。虽然嫁了,心却仍然留在了家,她还想为我们挡风遮雨,尽一份做女儿、当姐姐的责任!这种宁静很快就被打破了。在一次去大姐家拜年的途中,二姐从自行车后面摔了下来,七窍出血,幸亏抢救及时才捡回一条命。死神虽然再一次与二姐擦肩而过,但留给她的是无情病痛折磨。她既要拖着尚未痊愈的身躯抚养两个孩子,操持家务,又要辛勤耕耘几亩责任田,不久还和父亲娘一道在离家几十里远的地方承包了二十多亩地。对农民来讲,土地才是唯一的依托,种好庄稼才能收获希望!但土地对农民的摧残无法形容,一点微薄的收入就能拖垮一个农民结实的身体。何况患病的二姐?二姐在来回奔波中身体一年不如一年,形如枯槁。我必须承认,父母和二姐在外承包土地的那些日子,很长一段时间都是我人生的低潮期和叛逆期,我以一分之差落选重点高中,只能无奈选择普通高中,刚入校门的一两年,我和地方一帮小青年整日混在一起。当这一切被老师告发到父亲时,父亲怒不可遏,把我的高中课本全部丢进了承包地旁的小河里。我是家里唯一的希望,但我竟然以自甘堕落和美丽谎言让父母的心血付之东流!幸亏二姐跳进河里把书本捞了起来,一本一本在太阳底下晾干,一次次安慰我劝导我激励我。这件事是我人生的一次真正转折点,我曾为之写过一首诗,也写过一篇散文,因为它让一个“问题少年”幡然悔悟,并由此改变,在混沌中终于开化,学会了感恩和奋发!

但我还是高考落榜了,我选择了军营。农民的孩子,只有考大学和当兵两条路,大学梦碎了,当兵只能是唯一选择。至今我还留着1990年12月当兵离家时的合影,二姐黯黯地站在第二排中间,眼神低垂,穿一件难得一见的灰白色西装,头发有些蓬乱。不知她在想什么,或许是在想再也见不到她的小弟了,或许是在为明天的生活发愁!父亲、娘和三个姐姐一路哭着和一些亲朋好友送我到乡武装部,当我登上运兵车前的那一刻,二姐从口袋里摸索了半天,掏出一张皱皱的一百元钞票。我不忍心接,但她还是死死地塞进了我的荷包。“运,在家千般好,出门一时难,家里紧点不要紧,你在部队要用。”近乎哀求的低低的声音让我无法拒绝。我知道,二姐已经习惯了承担家庭的责任,如果不接,她将会懊悔很长一段时间,我怎能忍心?

最后一次见到二姐是在1996年春节,军校放寒假。二姐那时总是说头疼,头疼厉害了就吃一点止疼药躺在床上,也不能长久地站着或坐着,隔一会就要来回走动。即便如此,她还是隔三差五地过来看我。到她家拜年时,她满满地给我盛了一碗鸡肉粉,还硬逼我喝了一碗莲藕汤。在我即将返校的前一天,二姐来看我,我就和她聊部队和军校里的事情,她露出了少有的微笑。回家时我送她,她坚决不让我送,还说“你这个苕(傻)姐姐给你丢脸了”。我安慰她:“你哪里苕?二姐如果苕,弟弟怎么会这么聪明?你只是身体不太好,心里想开一点就好了。”我一边宽慰她,坚持把她送到她们村子附近的坝子上。分手时,我站在坝子上,看着二姐一步一回头渐渐离去,心如刀绞,泪如雨下!我知道这都是因为贫穷带来的折磨。二姐去过精神病院,稍好一点就因为无钱医治只能开药回家。这些年她过得太艰难,忍受过太多歧视。她回望我的眼神一生一世都将烙印在我的脑海里,十多年来也时时浮现在我眼前,有时是一种责问,有时又是一种期盼,我能读懂,但我又能为她做些什么?

那一年五月,我接到哥哥打来的电话:“告诉你一件事,你要有心里准备,二姐出事了。”哥在电话另一端可能也不知说些什么,只是悲戚地嗫嚅,然后就是长时间沉默。这一天迟早要来临,但我不知会为何来得这么快。“你不说我也知道,二姐走了。”泪水从我的眼里夺眶而出,我痛苦啊,竟然没有送二姐最后一程!后来我才知道,是家里人怕影响我学习,所以故意晚一个月才告诉我这个消息。其实这何尝不也是二姐的夙愿?从小到大,她就在我耳旁灌输“一家人都看你了,你要好好学习,争一口气”云云,这些话成为我一直努力有所作为的动力。应该说,我是一名彻底的无神论者,但那时我宁愿相信有上帝或菩萨存在,相信他们曾一次次留二姐于人世,但这一次实在不忍心看到二姐过得太苦,终于要接二姐走了。那一段时间,西安的天空灰蒙蒙的,弥漫着一股压抑和焦灼的氛围。我也总是觉得心神不宁,感到要发生什么事情。二姐自己选在清明前两日用一根绳子了结了她的生命。作出这种选择,需要何等的勇气!她太累了太苦了太无助了,生命已经无法承受之重,在天国她兴许能轻松的劳作、遇到面带友善的微笑、和我们的奶奶促膝谈心……而如今我只能面对合影照对她喃喃自语,在梦中向她叙说在外品到的酸甜苦辣,二姐真是解脱了,但对她的愧谁能给我解答?

去年春节回家,我特意去了二姐坟地,好不容易才找到她。二姐偏安一隅,一抔小土,一座矮碑,与她的秉性几位相似:总是与世无争,却又有几分清醒的执着。微风徐来,香火袅袅,生命定格在33岁的二姐,一定是认出了小弟,叹我一晃就人过了四十,再也不用像个小跟屁虫似的跟着她讨要好东西吃……

长歌当哭,情何以堪!这个清明,我哭疼我的二姐,问她在天堂可好?问她是否还惦记着时时想她的小弟?这个清明,我要把这篇文章烧给二姐,读给她听,让她安抚我孤苦无依的心!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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